中國的醫患關系頗為緊張這種事,早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,無論是患者“醫鬧”,還是無良(莆田系)院方謀財害命、耽誤病人治療等新聞在網絡上都是屢見不鮮。

不過大伙鬧歸鬧,起碼在部分原則問題上還是頗有共識的。

比方說對于“醫生收紅包”這種事,各方的立場往往就相當的一致。

大眾認為自己本就交過了一筆不菲的手術費,憑什么要額外增加負擔;醫生群體本身也覺得自己做手術是本職工作,不必再去圖這點“橫財”;至于上層監管部門,更是對這種“陋習”嚴防死守。

在這樣的大背景下,醫生收紅包,特別是醫生主動向患者“索取”紅包這種事,絕大多數時候都會演變成所有人對于當事醫生眾口一詞的抨擊。

也正是因此,這起前不久在山西洪洞縣人民醫院發生的,因為患者向媒體曝光醫生收取1萬元會診費,卻導致自己被大量網民痛罵的事件,就顯得尤為特殊了。

事情的詳細經過是這樣的,日前在山西省臨汾市洪洞縣有一位老年女性患者韓某林,因為其腦梗病情較為嚴重,需要進行手術治療。

但由于當地醫院條件限制,院方對于手術的成功率以及善后情況都很難做出保證,再加上患者病情也比較危急,不可能再經受住送往上級醫院的長途顛簸。

因此,在院方和患者家屬的協商之下,韓某林的家人愿意額外支付1萬元的“會診費”,由當地醫院的神經外科主任王醫生牽線搭橋,從全國頂尖的北京天壇醫院請專家前來作為手術主刀。

這種情況在民間其實時有發生,還被大伙起了一個叫“飛刀”的俗稱,指的就是從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請來那批最好的醫生大夫,專程乘坐飛機“飛到當地醫院來做手術”。

按理說吧,大夫擠出私人時間從北京趕來山西,這一路上光是機票、住宿錢起碼都得大幾千了,這筆錢總得有個人來出不是?

那羊毛出在羊身上,最終肯定還是由患者一方來掏這個錢。當然,這一切的前提都是院方和患者家屬提前溝通好了,在雙方都完全知情且同意的情況下才會發生。

(圖文無關)

但山西洪洞縣這起事件,怪就怪在患者一方的家屬一開始是滿口答應,可在交錢的時候卻留了個心眼,偷偷把全程都拍攝記錄下來。

等到天壇醫院“飛”來的大夫把韓某林的手術做完之后,反手就把視頻上傳到了網絡上,還取了個“醫生私收患者一萬元紅包”的標題,一副想要搞個大新聞的意思。

您別說,咱們天朝民眾還就好這一口,一看到這“醫生賺黑心錢”、“肆無忌憚地壓榨患者要紅包啦”,就跟那耗子看到油似的兩眼放光,唰唰唰地就把視頻熱度頂了上去。

當地部門一看,嚯好家伙,這是“輿情轟動”啊,必須來好好整整。

北京天壇醫院的老大夫不歸他們管,暫且放過不提,先把負責轉交專家費用的那個神經外科王主任停了職再說,再向外界公布一則“洪洞縣衛生局已經介入調查”的消息,用來安撫民意。

最騷的操作還是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——那位名叫韓某林的患者家屬。

據悉,他們在向網絡上發布了自己的“維權”視頻后,由于當地衛生局和其他有關部門的壓力,縣醫院不但已經把原本的“1萬元會診費”全額退還給了這家人,還對這名患者的后續治療費用進行了全免。

在接受一些媒體記者的采訪時,這家人驕傲地說道:“我們的問題,洪洞縣衛生局已經解決了,我們要再做一個支架手術,對方免費給我們做!

喲,看來人家生病去醫院是花錢,這家人去醫院說不定還能賺點?

不過這家人雖然在物質上是賺了不少,但是在輿論層面虧得實在是有點多,畢竟一家人成為千夫所指的滋味,恐怕并不好受。

在山西省洪洞縣的貼吧中,這個往日默默無聞的地區吧在一夜之間涌入了無數“圍觀群眾”,所有人都在指責這家人為了一己之私,斷了其他人的后路。

讓人們如此憤怒的原因也不難理解,中國如今的醫療資源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存在巨大的發展不均衡,用句現實點的話來形容,就是只有北上廣深、起碼也得是省會級城市里才擁有與2019年相稱的醫療水平。

而在廣大的三四線城市,尤其是那些經濟不太發達的縣鎮地區,醫療水平與一線城市存在起碼十年以上的代差。

很多在技術上已經被攻克的疾病,在當地醫院眼里依然是讓他們束手無策的難題,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就在于設備和人才的差距。

高精尖的醫療設備當地醫院咬咬牙尚且可以買到,但是能玩得轉這些儀器的高級人才卻幾乎只愿意去北上廣深。

誰家的孩子寒窗苦讀數十載,好不容易讀了個985大學的碩士、博士出來之后,是希望讓他去縣區小醫院、甚至是村鎮衛生所上班的?

現實就是這樣,當居住在小地方的病人突發緊急情況時,要么寄希望于病人能夠扛住一路上的舟車勞頓,再頂住在北京上海大醫院里短則數月、長則以年計的掛號、排隊時間;

要么……就只能祈禱當地醫院有一位能與首都大醫院的大夫說得上話的,能夠托人家抽空來一趟,為病患進行手術。

這次的病患韓某林一家人無疑是幸運的,在洪洞縣的縣醫院里,竟然能碰到一位北京天壇醫院專家的學生,而且人家還愿意用自己的關系去為他們請來自己的老師。

但最終卻遭遇了韓某林一家在手術圓滿完成后的反咬一口,如今當地醫院里那位“引薦人”主任自己遭遇了停職,天壇醫院的大夫這一趟“飛刀”也成了沒有報酬的義務勞動。

這些問題都還不是最打緊的,關鍵的地方在于這個頭一開,日后洪洞縣、甚至是整個臨汾市,哪個專家醫生還敢過來?

其實我們國家對于這種情況也不是完全沒有預見,在2005年施行的《醫師外出會診管理暫行規定》中,我們可以明確看到其中“第十五條 ……邀請醫療機構支付會診費用應當統一支付給會診醫療機構,不得支付給會診醫師本人。

“第十七條 醫師外出會診不得違反規定接受邀請醫療機構報酬,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屬的錢物……”

但規定是一回事,現實情況又是另一回事。

子貢贖人的故事大家都在中學學過,要求北京上海的大夫們在工作時間照顧好自己本地的病人,再主動用私人時間飛往外地進行手術,臨了還只按國家規定收個幾百塊的勞務費。

這筆買賣對病人是劃算,就像我想拿10塊錢買下阿里巴巴一樣劃算,問題在于人家馬云會同意嗎?

說起來,2018年曾經震驚世人的“聊城假藥案”倒是與這次的事件頗有共通之處。

同樣是一名醫生,他由于一些不必要的“多管閑事”,而主動為患者介紹了一種名為“卡博替尼”的印度仿制抗癌藥。

但由于這種仿制藥在國內還未經國家批準,因此被認定為“假藥”。

于是在半年后該名患者去世時,該患者的女兒轉頭就以“賣假藥”為名把醫生告上了法庭。

結局也幾乎如出一轍,這名介紹患者向另外一名患者購置印度仿制藥,自己在其中分文未取的醫生,后續被免去了主任職務,還得到了停業一年的處分。

而如今這位洪洞縣的醫生,為了病人考慮而請來自己的老師作為手術主刀,最終同樣是被免去了主任職務,后續的處分將會如何還猶未可知。

古人總說“醫者父母心”,但現如今看來,這句話也許未必適用于2019年的今天,倒是類似“慈不掌兵”的“慈不從醫”才是當代醫師生存的最佳法則。

少管幾件“閑事”,讓那些買不到抗癌藥的患者自己去想辦法,讓那些在縣城醫院動不了手術的病人自個買票去北京……不管結局如何,起碼醫生不至于要出來背鍋。